邵志成 翟 崑
万隆会议即将迎来70周年纪念。1955年4月18日至24日，亚非会议在万隆首次举行，并在求同存异、协商一致的磋商中通过公报，形成团结、友谊、合作的“万隆精神”。这次会议也称万隆会议，其间形成的“万隆精神”随后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。如今，国际局势出现动荡，多边主义陷入困顿，全球秩序面临持续分化与重构的压力。回望并纪念“万隆精神”，既是对历史经验的传承，更关乎现实抉择。
当下，建立在开放协商与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国际合作逻辑，正在遭遇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挑战。事实上，这一趋势并不限于贸易领域。在气候变化、发展融资、人工智能、公共卫生等议题上，地缘政治逻辑正在不断渗透至国际机制的规则安排与议程设定之中。制度碎片化、组织空心化加剧，全球合作机制日益呈现“俱乐部化”与“工具化”的双重特征。
当前，全球合作体系正从“制度失灵”滑向“价值断裂”的临界状态，其关键问题在于制度共识的错位和合作信任的缺失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如何重建国际共识、稳定制度预期，成为维持全球治理基本框架的一个关键议题。“万隆精神”所倡导的尊重差异、包容共处与协商优先，正为破解当前治理困局提供宝贵的价值资源。
1955年万隆会议的里程碑意义之一，在于它开辟了一个不依赖大国主导、不依附意识形态阵营的政治空间。与会国家和地区在制度存在差异的条件下，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。“万隆精神”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并非对当时国际体系的被动延伸，而是对制度公平与多元共处的早期探索。它既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制度趋同路径，也区别于冷战时代的阵营划分，更接近一种南方国家对公平秩序的设想。这一框架不是“替代”，而是“补正”；不是排斥差异，而是容纳差异。
此后几十年来，“万隆精神”持续被嵌入不结盟运动、金砖国家合作、东盟等多边机制中。南南合作的扩展、区域组织的兴起以及发展话语的规范化，体现出“万隆精神”从政治宣言向制度语言的渐进演化。它的意义早已超出历史范畴，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方式。
更重要的是，“万隆精神”的适用范围并未囿于全球南方国家。将它等同于某一特定身份的政治共识，不仅是忽视其理念的开放属性，也难以解释中等强国、区域机制和制度边缘国家在当前多边合作中的积极角色。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早已不在于南北划界，而是如何在差异中重建共识，在协商中生成制度连接。万隆精神所代表的，正是一种跨越制度鸿沟、求同存异之下维持合作基础的共识。
正因如此，“万隆精神”不仅适用于亚非合作、南南合作，对促进南北合作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。70年后，在规则失衡与发展焦虑同步加深的背景下，发展共识不仅是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，更成为避免全球治理走向分裂的重要前提。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中，即坚持发展优先，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，加强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，保持连续性、稳定性、可持续性。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制度多样性的基础上，通过对话重建互信，推动形成更加公平、均衡、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。
当前，以贸易政策为工具、以规则体系为手段的结构性胁迫正在加速扩散。这不仅引起全球南方国家的不安，也使不少发达国家陷入规则无法约束的治理焦虑。应对这一趋势，可以“万隆精神”为一个价值支点，推动发展权的再中心化，将发展优先重新确立为全球合作的首要共识。事实上，“万隆精神”所强调的平等协商、互利共赢，并不专属某一国家群体，而是在多边秩序遭遇冲击的当下，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类行为体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逻辑。
纪念“万隆精神”，不应止于对历史的仪式性追溯，更应使其成为重振全球发展议程的引领之一。各国可以借助相关的政策论坛和区域对话平台，就制度公平、发展融资、贸易便利化等议题展开实质对话，构建超越“南北”二元划分的合作网络。这将成为防止国家间合作断裂、延续制度协调性的关键支撑。
70年前，“万隆精神”为国家间的差异共处提供历史答案。70年后，它为破解单边胁迫、制度分裂与发展失衡提供了方向指引。（作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）
